译序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生活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身处政治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面对变换更迭的文学趣味，她坚持以冷峻独立的笔触表现社会道德现状和作家个人独特的生活体验，用自己精心构筑的艺术世界启迪和影响读者，成为被公认的最有世界影响的小说家之一。她的艺术魅力在其身后近两百年里历久弥香。美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指出，最近一百多年来，英国文学史上出现过几次趣味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誉，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经久不衰。
简·奥斯汀1775年12月16日出生于英国南部汉普郡斯蒂温顿村的一个教区长家庭。她的父亲乔治·奥斯丁毕业于牛津大学，兼任两个教区的主管牧师。童年的奥斯丁断断续续在牛津、南安普顿等地寄宿学校学习过，但主要还是在家里接受父亲的教育。她广泛阅读了当时的流行小说和古典文学作品，并从戏仿流行小说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1798—1799年，她戏仿当时流行的哥特式小说，创作了首部小说《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巧妙地将哥特式小说与以纯真少女走进陌生世界为传统题材的风俗小说相糅合，并初步涉及了她所有小说的基本主题，即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1801年，奥斯丁随父亲迁居到英国东南部著名的温泉疗养地巴斯，在那里接受了一个庄园继承人的求婚，但随即意识到这是一桩没有感情的婚姻，继而悔婚并终生未嫁。1805年，父亲去世之后，奥斯丁一家居无定所，经过一番颠沛流离，她与母亲等人在汉普郡的乔顿定居下来。随后，她陆续创作和发表了《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1811）、《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1813）、《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1814）、《爱玛》（Emma，1816）、《劝导》（Persuasion，1818）等5部作品。1817年7月，奥斯丁在开始动笔写作《沙地屯》之后不久，因病去世，享年42岁。
《傲慢与偏见》是奥斯丁的代表作，是她自己最喜爱也是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被英国小说家毛姆称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这部小说原名《初次印象》（First Impressions），于1797年以书信体形式写成，1809年奥斯丁进行了彻底改写，于1813年发表。改写后的书名来自范尼·伯尼的感伤小说《西西丽亚》结尾的一句话：“整个不幸事件是傲慢与偏见的结果。”作品在情节上也与《西西丽亚》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奥斯丁经过其独特的艺术处理，将这部小说精心雕琢成为超脱流俗的艺术精品。
与奥斯丁的其他小说一样，《傲慢与偏见》以男女青年的恋爱婚姻为题材。然而，同其他作品不同的是，这部小说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为主线，共计描写了四起姻缘，是作者最富于喜剧色彩、也最引人入胜的一部作品。乡绅贝内特家有五个女儿，没有男性继承人，由于遗嘱附加条款的限制，贝内特先生身后的家产只能由远亲柯林斯牧师继承，于是尽快为女儿们寻找可以仰靠的佳婿成为贝内特太太的头等大事。从伦敦搬来的单身阔少宾利先生成为她追猎的目标。宾利爱上了贝内特家温柔美丽的大女儿简，他的朋友达西则倾情于二女儿伊丽莎白。由于她听信了青年军官威克汉的谗言，对达西产生了偏见。经过一连串周折，误会终于得以消除。达西克服了傲气，伊丽莎白也排除了对他的偏见，最后两人终成眷属。与此同时，故事还涉及了其他两对男女的结合过程，即已是27岁的夏洛特出于寻找可以依靠的“归宿”而答应了柯林斯的求婚；丽迪亚一贯轻浮，与威克汉私奔后经达西搭救而苟合成亲。
表面上来看，故事讲的是伊丽莎白·贝内特与达西的爱情，但寻遍全书，却难见热情澎湃的只言片语，难怪《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说，奥斯丁不知激情为何物。奥斯丁的作品更多地透射着理性的光芒。她以理智诠释爱情，虽然没有生离死别的爱恨情仇，没有《简·爱》的那种浪漫热烈，但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却是一针见血，作者的态度也是泾渭分明。奥斯丁在这部小说通过四起婚姻家事的对照描写提出了道德行为的规范问题，表达自己对建立在相互理解和真诚爱情的基础上的婚姻的赞扬和对以门第财产和情欲为基础的婚姻的讽刺。
人们常常笼统地认为奥斯丁专门描写爱情与婚姻，其实她首先并且主要写婚姻问题，她所描写的不是作为爱情结果的婚姻，而是作为经济需要的婚姻。事实上，作品开篇即用一句看似真理的命题将读者引向了对婚姻与经济关系的思考：“单身男人一旦有了钱财，必定想要寻妻觅偶，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在简与宾利、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婚姻中，经济基础与爱情共同成为了他们婚姻幸福的基石；对夏洛特而言，经济基础是她婚姻选择的唯一条件，虽然婚后缺乏爱情滋润，但生活倒也衣食无忧，这种婚姻成为奥斯丁怜悯而又嘲讽的对象；而丽迪亚追求的是一个既缺乏经济基础又缺乏理性爱情的婚姻，整个婚姻最终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失败，对此作者只有嘲讽。这里似乎透露出奥斯丁本人的婚姻观：她不是一个社会秩序的颠覆者，不是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不否认经济基础对婚姻的重要性；但是她否定婚姻中的市侩态度，强调爱情在幸福婚姻中的不可或缺性。这一点似乎可以说明奥斯丁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悔婚并终生独身的人生选择。
这部小说也反映了奥斯丁对于在婚姻选择中人的独立意识和自主情感的关注。作品所塑造的伊丽莎白一反当时感伤主义小说中按照男性标准塑造的美貌高尚的淑女形象，而是被描绘成一位貌不惊人、性格刚硬的泼辣少女，她一无美貌、二无门第、三无当时社会所期待的女性的德行。在婚恋方面，她没有自惭形秽地向社会地位优越者乞求爱情，也没有受宠若惊地接受达西，更不是以美貌的外表、多才多艺的修为和女性的柔弱之美来吸引达西，而是以其活泼真诚的、“想从心灵深处说真话的有理性的人”的气质吸引达西。面对傲慢的达西、宾利小姐和德·波尔夫人，她表现出强烈的自尊和独立人格。她在婚姻的选择上基于自己的价值观独立判断、自主抉择，既争取了自己的幸福，又遏制了达西的傲气，在婚姻双方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关系。
整部小说投射出奥斯丁对决定婚姻关系乃至人的一切关系的物质原因的深刻思考和揭露。但在这部喜剧性的世态小说中，这种揭露不是感伤的或出于道德义愤的，也不是玩世不恭的，而是反讽的、严肃的。反讽不仅成为该作品的亮丽风格，而且渗透于全书的字里行间，在人物塑造和情节的构筑上起了关键作用，成为叙述的灵魂。例如，小说开篇写道，“单身男人一旦有了钱财，必定想要寻妻觅偶，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 ，可故事的发展却使得本应该成为“猎手”的有钱的单身汉却沦为女人们追逐的“猎物”；伊丽莎白自以为能观人识相，可是她对达西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却来自她对骗子威克汉的轻信；傲慢的达西曾极力阻止宾利与简的交往，可到头来自己两次求婚才娶到贝内特家的二女儿；势利高傲的德·波尔夫人亲自出面阻拦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婚姻，反而为这对默默相爱的年轻人沟通了信息，促成了他们的婚事。这种对日常生活题材的真实描写和喜剧性处理不仅使作品妙趣横生，而且绵里藏针、机锋暗藏，浅显轻松的文字背后隐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启示。